中國臨終關懷世界倒數之痛
【編者按】臨終關懷作為一個名詞，源於中世紀，是指為患病的朝聖者或者旅客修建的庇護所。現代臨終關懷運動則將它引申為對垂死病人的一種照護，使病人有尊嚴地離去。在醫學上，臨終有著嚴格的定義：“指人在醫學上已經被判明無法治療，將在3～6個月內死亡的一段生命旅程。”
臨終關懷志願者對待老人像自己的親人一樣。松堂醫院/供圖
世界上第一所臨終關懷醫院——克裡斯多弗醫院，由一位英國護士桑德斯於1967年創辦。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德、法等發達國家建立起各種形式的臨終關懷機構。
今年7月底，英國經濟學家集團旗下信息分析機構——經濟學家信息部(EIU)推出的首例“死亡質量報告”，對40個主要經濟體關於死亡前看護質量做出評估並進行排名。排名最高的是英國，其次是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愛爾蘭，而中國則排名倒數第四。
為何中國的排名如此之低?中國臨終關懷的真實現狀又是如何?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平悅 實習記者閔馨銳 特約撰稿蘇度發自北京 北京
通往通州的京通快速路上，快速而繁忙的來往車流中很少有人注意到，雙橋出口附近，在綠樹掩映中有一座名叫松堂的臨終關懷醫院。
上午9點，在醫院庭院一角的綠蔭下，一位70多歲的老人吃了幾口飯就鬧小脾氣不吃了。站在身旁的護士邊喂邊哄：“張爸，再吃兩口，咱就不吃了好不好?”老人乖乖地張開了嘴。院子的其他地方，還有許多老人坐著輪椅在看護人員的陪同下活動。
和這座永遠向前奔跑的城市不同的是，這個院子裡的人們早已甩開了快節奏的生活，安心地等待生命最後一刻的到來。正是這家不起眼的醫院，已經為兩萬多位老人帶去了誠摯的關懷和幫助，使他們在臨終前依然感受到生命的尊嚴和安詳。
23年搬遷7次
在醫院中式的三層小樓裡，幾乎每間病房都住滿了老人。每間病房外都有一張提示單，記錄著老人是否可以交談，是否需要安靜等信息。老人大多在安然入睡，或者靜靜地望著窗外人來人往。
這所創建於1987年的松堂醫院，是中國第一家臨終關懷醫院。
從最初的6張病床發展到如今能收治近兩百名病人，已經走過了23個春秋，住在松堂醫院的人有95%是被各大醫院定性為“生命末期”的人，平均年齡82歲，年齡最大的是109歲，最小的才剛剛出生。
不過，讓院長李偉評價這23年走過的歷程，他卻說到松堂醫院每一次搬家的情景。從1992年到2003年，11年間，他領著百多位病況危急的老人輾轉於北京城的東南西北，一共被迫搬家七次。
搬家，對於普通家庭和個人來說，都是一件麻煩又瑣碎的事情;對於一個以臨終病人為住院群體的醫院來說，更是無法想像。一些病人家屬提出一些建議，為什麼不搬到城裡、社區裡面去呢，那裡老人集中。
“搬到城裡?誰不想呢?但現實是很多人不理解臨終關懷是什麼，我們只能遠離人群。”
有一次，搬去一個社區，“社區的群眾不讓我們進入，誰也不想接收我們這些八寶山前一站的臨終老人，居民們圍堵我們的車，堅決不讓這些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們下車。起碼有上百個群眾圍在醫院門口。好些人圍在一起，有一個小伙子特別激昂地在給大家講：‘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抵制他們，如果他們真的搬進去了就轟不走了，這是一家死人醫院，要搬進我們社區裡頭，天天死人，我們這輩子也發不了財了，多晦氣啊。’”
傳統的羈絆
“死亡和瀕死在中國文化中被視為晦氣。”正是這樣的觀念令松堂醫院的臨終關懷之路走得格外艱辛。
而這也正是中國臨終關懷事業發展的寫照，傳統的觀念讓中國20多年的臨終關懷事業進展緩慢。
“我們中國人總是在強調優生，又是胎教又是營養的，但卻避諱死亡，從來就沒有優死的觀念。”年近花甲的院長李偉遺憾地告訴記者。
松堂醫院副院長朱林回憶，曾經有一位劉姓老師離異後帶著年幼的兒子和半身不遂的母親一起生活在大雜院裡。除了上班、照顧兒子，更難的是侍候母親。鄰居們都知道他非常孝順。
但半年之內，母親還是被燙傷2次，全身發生了22處褥瘡，屋裡味道難聞不堪。居委會動員他將母親送到松堂醫院，劉老師從感情上接受不了：現在是母親最需要他的時候，怎麼能推給醫院呢?最後雖然勉強答應送去試試，嘴裡還一直解釋：“我真是沒辦法才把母親送到這。”兩個月後，母親身上的褥瘡慢慢痊愈，精神也好起來。兒子想讓她出院回家，她卻執意不走了。
“養兒防老的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如果哪家把老人送到臨終關懷醫院，不孝的大帽就來了。”
家屬的疑惑
即便是將老人或者絕症患者送到臨終關懷醫院，很多病人家屬也不能馬上理解什麼是臨終關懷。
37歲的張大諾從2003年起就在松堂醫院擔任志願者，每周他都會去醫院兩到四次，坐在床邊和病人聊天，進行心理護理。對他來說，病人家屬的不理解是他護理最大的干擾。
“在我關懷過的一百多個臨終病人中，只有兩三例是家屬主動找上我的，其中一例還是再三觀察了我與其他病人交流後才對我說：‘要不，你和我媽媽也聊一聊?’”
在臨終病人治療過程中，心理護理是最重要的環節。
心理護理，一方面是對患者，需要醫護人員向患者解釋病情、認識病情、進一步理解治療是有意義的，以減輕患者的疑慮;另一方面，是對家屬，對其進行死亡教育，先讓家屬正視死亡，再讓其協助醫生對病人進行心理輔導。
“但中國人忌諱談死，甚至用各種替代說法代替‘死亡’的意思。跟病人及其家屬談死亡，是很難接受的，臨終關懷也很難擺到桌面上來談。”
有一次，護士長已經把張大諾引薦給病人，又被不知情的家屬揪了出去，並被“押解”到護士長辦公室“對質”。面對家屬，這位志願者也不敢說是臨終關懷，只說是“病人關懷”。
欠熟的產業
除了觀念上障礙，中國的臨終關懷還缺少一個完整的體系和規範。
我國目前開設臨終關懷的醫療機構估計大約100多家，幾千張床位，但是每年需要臨終關懷的人卻多達幾十萬，供需極不平衡。
去年9月，旅美博士傅旻的婆婆在美國突發中風腦溢血，被醫院確定為臨終階段，幾天後被轉移到家裡。接著，由醫生、注冊護士、社工、宗教輔導、照料者和藥劑師組成的臨終關懷的團隊就開展了對她和家人的臨終關懷。
在美國臨終關懷已形成產業，主要以入戶服務為主。臨終關懷機構首先會幫助患者家庭增添必要的醫療設備，以確保病人所處環境的衛生、安全、方便。接近生命終結期，隨著病人對死亡恐懼的增加，專業人員會敦促家屬持續陪伴在病人身邊，進行精神安慰。當病人最終離開後，死者家屬通常難以承受喪親之痛，臨終關懷服務會繼續提供為期一年的情感支持，有的還定期舉辦活動，緬懷死者。
身為應用養老學博士的傅旻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相比較之下，中國的臨終關懷概念或者定義並不清晰，所提供的方式和系統就比較混亂。中國現階段的臨終關懷大多都是一般的醫療護理服務，所以中國的臨終關懷並不完全符合國際上對臨終關懷的定義，如果一定要按照國際上的標准來衡量，那一定會有許多缺陷，因為這樣是沒有可比性的。”
對此，上海復旦大學附屬醫院的成文武教授認為，現階段中國純粹的臨終關懷機構還太少，而且臨終關懷的觀念沒有得到廣泛的普及。大多臨終關懷的機構也沒有規範化，臨終關懷也沒有成為國家醫療體系的一部分，也沒有相關的政策來扶植，所以中國臨終關懷至今還是舉步維艱。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若秋葉之靜美，點一盞心燈，讓生命泊於安寧。”為什麼我們不能讓更多的人笑著離開人間?
我們需要中國式的勸慰之道
【作者】張大諾(臨終關懷志願者)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在一家腫瘤醫院，一個病人病床周圍的簾拉了起來，形成一個獨立空間，接著他和我低聲交談起來。
他告訴我，“真的，我對這個世界已經不留戀了，別的不說，地球環境污染這麼嚴重，沒什麼好呆的。”
我一愣，沒想到他會提到環境污染，而且他不像是在開玩笑。
作為臨終關懷志願者，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失望，他是在在內心中盡力尋求平靜，進而找到了這個讓自己從容離去的“理由”，我的任務就是附和這一點，強化這一點，讓他更加平靜，於是，之後的交流中，我和他一直在談環境污染的問題……
我認為，中國的臨終病人，大都沒有宗教信仰，他們會用各種方式為自己的“非正常”離世尋找安慰，對他們來說，這非常艱難，同樣感到艱難的是臨終關懷志願者，他們不能像西方志願者那樣告訴病人“你不是死去，你是到了幸福無比的天堂，我們甚至還羨慕你呢”等等，中國臨終關懷的最大難點在於：西方歷時幾十年的一整套非常成熟的臨終關懷方法，由於建立在宗教以及“來世”基礎上，中國臨終關懷志願者無法直接使用。
找到系統的針對中國絕症病人的“中國式臨終關懷勸慰之道”，需要更多的關懷實踐。
但是，這樣的實踐，目前很難開展。
有一次，我在一家以高危老人為主的臨終醫院看到這樣的場景：一個女大學生志願者面色凝重地走進醫院，看過一樓的病房，她已經眼圈發紅，到二樓的時候，眼裡已經有了淚水(她覺得這些臨終老人太可憐了)，最後，在三樓，她和一個老人抱在一起哭。
臨終關懷需要志願者具備超強的心理承受力，不僅是面對生命最後階段的殘酷，還要面對病人最後階段不堪入目的面容，以及病人接連逝去時內心的無助與痛苦。而這些，還不是目前中國志願者的主體人群所能立刻適應的。
再有，絕症病人對生命以及痛苦有著超乎常人的體驗，某種意義說，他們都是人生的“哲學家”，如果志願者沒有一定閱歷以及深刻感悟力，絕症病人則不願意與之交流，尤其在身體很不舒服的情況下。
實際上，適合做臨終關懷志願者的應該是三十歲以上的人，但這樣的人在中國志願體系中，本身就比較少。
盡管有太多的艱難，但是，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就意味著有最多的臨終病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臨終群體”理應得到專業的臨終關懷，並於最終獲得內心安寧，要知道，一旦病人真的可以這樣，其表現會讓所有人感到某大欣慰，就像我在一個醫院看到的，一個七十多歲的絕症老人，她的要求是：所有看她的家人以及朋友，都要在臨走時輕輕吻一下她的額頭，而當親友微笑地這樣做時，她則閉著眼睛，平靜地甚至幸福地享受著這最後一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