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政府有意擴大將軍澳垃圾堆填區，馬上引來社會上的回響，不少人士都反對將垃圾堆填區擴建，認為這對當區居民不公平。有居民擔心樓價下跌，有居民擔心破壞環境，也有人認為應將這些不利民生的設施搬至遠離人烟的地方。總之，就是不要在我家門口弄些影響到我利益的東西來。
硬闖NIMBY不易為
眾所周知，這個現象叫NIMBY（Not in My Back Yard），也即是做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在我家后園；將這個概念引伸開去，只要不在我的地盤動土，只要不要我買單，什麼都可以考慮。對整體社會有益的措施，只要不建在我家門口，我自是大加支持；但若是建在我家門口，無論什麼有益大眾的事，都不要指望我犧牲小我。
筆者并非要批評將軍澳居民，畢竟他們擔心、不滿都是正常表現，垃圾對環境和健康確有負面影響，他們的表態其實并不是非理性。其實，NIMBY現象在香港已越來越普遍，而且已嚴重地影響政府在各項民生上的規劃。香港地少人多，土地規劃從來都不是易事。以前在港英統治時期，港人民權意識不像今日高，政府自是可以較得心應手地進行各項規劃，就好像港鐵最近的一個廣告，30多年前港鐵興建彌敦道線時造成的滋擾，在今天看來是多麼的不可能，但當時就是可以憑長官意志，在總體規劃上可以很有效率。尽管人們還是不喜歡，然而NIMBY在當時并不像今天般有威力。
現在NIMBY盛行，當社會上有某些厭惡性措施時，在相當城市化的香港便不容易成事。骨灰龕、垃圾堆填區都是很好的例子，其他諸如社區診所、公屋，在規劃上都會遇到很大的地區阻力，原因就是NIMBY。社區診所「可能」會診治傳染病，公屋「可能」產生童黨，這些都會令環境質素下降，所以每當諮詢土地的用途時，地區人士都會不約而同表示應當興建體育館、公園、圖書館等有利當區居民的設施，而缺乏對香港總體的承擔。香港骨灰龕和公屋不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小我意識比大我意識大，要扭轉NIMBY是不可能的。
新思維開辟新領域
那麼是否我們就什麼都不能做？這可要視乎我們在成本上能否取得共識和能否跳出固有的思維框框。一些看似厭惡性的設施，假若管理得宜，其實是可以和民居共存的。以骨灰龕為例，內地有地方政府將先人的骨灰用來植樹，墓園也并非傳統的墳地，而是一片綠油油的樹林，子孫在探望先人時，就好像到郊野公園一般。再以垃圾堆填區為例，新加坡將垃圾焚燒后，用灰燼在荒島上填海造地，因管理得宜，小島竟可以培養出罕見的植物，吸引稀有動物進駐，現時該垃圾島已變成當地的一個熱門景點。當然，外地經驗并不一定可以照搬，香港人能否接受樹林去取代骨灰龕是個疑問，香港在地理上可否以垃圾島來代替堆填也有疑問，但與其在NIMBY上硬闖，不如動動新思維，看看是否可以開辟新領域。
蘇偉文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國際金融、金融市場及公司管治，在國際著名財務會議及期刊已發表多篇論文，并著有七書。蘇教授亦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現任公職包括：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房屋委員會委員、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委員、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債券市場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律師紀律審裁團業外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