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華汰之墓
李煜堂家族墓園
林護之墓
楊衢雲墓
孫中山母親楊太夫人之墓
區鳳墀之墓
革命是長期而曲折的工作，在推進不順利時“撤退”也是為了最終成功而必備的策略。而這需要有安全的目的地，辛亥革命時期，這樣的地點有很多，近的有租界，遠的有南洋、美洲，但要說最方便，最機動，還是香港。它不在清廷的統治下，英政府對革命的態度又若即若離;它交通便捷，扼守要道，人員、軍械往來方便;它商貿發達，有一批實力不俗的富商，利於籌集經費。翻閱當年革命黨人的路線圖，會發現無數線路在香港相交。很多人一生奮鬥之後，埋骨于香江，讓自己的革命生涯，在此畫上句點。這些人物包括孫中山的母親、老師、同學及興中會的戰友等。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最近出版了新作《香江有幸埋忠骨》，嘗試通過找尋這些人物在香港的墓葬，發掘他們的事跡，並且“找回部分相關人物”。
興中會首任會長欲遷葬廣州而未果
根據丁新豹書中的資料，在香港，和辛亥有關的人物，主要長眠在港九一帶的墓園內，不過知道的人並不多。其中，葬于香港墳場的超過10名，多為英籍人士，有一定社會地位，在香港定居已久。當中名聲最著者，首推楊衢雲。他在1892年與好友謝纘泰、尢列、黃詠商等組成“砥礪品行”、“盡心愛國”的輔仁文社，後併入興中會，他也被推舉為興中會首任會長。他先後參與了1895年的廣州乙未起義和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義。被刺後，在何啟、謝纘泰等人奔走下下葬於此。為了防止清廷派人騷擾，墓碑上不著一字，為著名的“無字碑”。1926年，楊鶴齡、謝纘泰先後提出將楊氏遺體遷葬廣州，但未獲當局批准。
位於薄扶林的華人基督教聯合會墳場中，長眠著孫中山青年時代的摯友、三洲田起義的首領鄭士良，輔仁文社及興中會骨幹人物謝纘泰，革命的重要資助者李煜堂，孫中山的醫學顧問李樹芬以及四大寇之一陳少白的父親、嶺南大學前身格致書院的倡辦人陳子橋等。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中，葬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著名華人領袖、在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反正事件中起重要仲介作用的韋玉，以及三位在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唐紹儀、蔡元培和陸費逵。唐是留美幼童，南北議和時的北方代表，國民政府的首任內閣總理，1938年在上海被軍統特務刺殺，隨後由家人將遺體運到香港安葬;蔡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曾任教育總長、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七七事變後移居香港，1940年逝世於此，其墓成為不少文化人憑吊之地;陸是中華書局的創辦人，早年曾在武昌加入革命團體日知會，後傾力於文化教育事業，也是因抗戰避難香港而逝于斯的文化名人。
每一個墳場都見證一段歷史
“在我眼中，每一個墓都是一個曾經活在世上的人的見證，每個墳場都有一段歷史，而香港的墳場內容之豐富，出乎一般人想像之外。在香港的墳場裏，我們不難找到中國近代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當中長眠于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為數不少，正正凸顯了香港與辛亥革命的密切關係以及香港在近代中國史上所扮演的獨特角色。”丁新豹表示，通過對這些人的分析，可以進一步認識香港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的獨特性。
丁新豹指出，這些人中，有些是孫中山的長輩，如王元琛、關元昌、溫清溪等“香江六老”，都是“剪髮不易服會”的核心成員;有對孫中山早年思想影響很深的何啟、王煜初、區鳳墀等;還有如楊衢雲、謝纘泰這樣香港培育、受西方思想影響較深的精英。
丁新豹稱，香港東西匯流的氛圍，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西式的書院教育和蓬勃的出版事業，成為孕育革命家的溫床，孫中山曾言其革命思想孕育于香港，蓋指從1883年至1892年在港求學之時。而鄭士良、趙聲、洪全福等人在舉事失敗之後避難於香江，也可看出這裡是革命黨人重要的休養生息之地。這裡也是近現代中國失勢政客的桃花源，陳炯明、許崇智、李福林、張永福等皆如是。至於財政，香港的商人在同盟會時期及廣東政府時期，協助籌措經費，功不可沒，還有一批四邑商人加入東盟會香港分會，在辛亥革命前夕奉孫中山之命組織了四邑商工總會及羊城保險公司，利用鄉里組織名義支援革命，後來很多人在二次革命、護法政府中都擔任重要角色。
在香港的這些辛亥革命遺跡，還提供了一些雖細小但有價值的內容，如唐紹儀的墓碑上刻有謚號，“無形中暴露了他和當時滿洲國皇帝溥儀的關係，這是一條值得留意的線索。”丁新豹稱。
孫中山之母病逝于斯
多位革命黨名將在此凋零
此外，葬于香港的還有孫中山的母親楊太夫人。“孫中山之兄孫眉在1907年偕同母親及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及兩名女兒自夏威夷移居香港，住在九龍城東頭村24號，至1910年農曆六月十三日孫母病逝，下葬于飛鵝山麓之百花林。”丁新豹指出，“孫中山先生半生流亡海外，其家人亦受其牽連，被迫四處奔波，楊太夫人乃在此情況下長眠于香港，正說明瞭香港與孫中山關係之密切。”
“另一位埋骨于香港的重量級人物是曾任建國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軍事廳廳長的許崇智，他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擔任福建武備學堂教習。辛亥革命爆發，許崇智率部反清，後參與北伐及討伐陳炯明，戰功彪炳，因廖仲愷被刺案受牽連，被削去兵權，投閒置散，抗戰期間，滯留香港，晚年生活潦倒，1965年1月病逝香江。”丁新豹寫到，“長眠于香港的另一名將軍，是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長，曾參加北伐戰爭的李福林。他出身綠林，在1907年赴越南晉謁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過鎮南關起義和黃花崗之役，戰功赫赫。”
近代中國革命，得力於海外華僑之力甚多。曾任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會長、長期為革命活動捐資籌款，以至幾乎破產的晚晴園主人張永福便是其中最熱心的人物之一。可惜的是這位勞苦功高的僑領因為與汪精衛私交甚篤，後來加入了汪偽政權，為晚年人生抹上了暗色。
此外，還有一些革命人物是在香港去世，曾葬於此，但後來移靈外地的，如黃花崗起義第二號領導人物趙聲，曾蟄居香港的陳炯明等。
(注：本文中資料引自丁新豹《香江有幸埋忠骨》一書)